杜甫，字子美，自号少陵野老，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，被后世尊为“诗圣”。他生于公元712年，卒于770年，其人生与创作深深嵌入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褶皱之中。杜甫的诗歌因其深刻的社会关怀、精湛的艺术手法与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，被誉为“诗史”，为后世留下了观察一个时代的珍贵棱镜。
杜甫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仕宦家庭。其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兼学者，祖父杜审言则是初唐著名诗人。这样的家学渊源，使杜甫自幼便接受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与文学熏陶。他七岁始学诗，早年便显露出过人的才华，“读书破万卷”的积累为其日后创作奠定了深厚根基。青年时期的杜甫曾漫游吴越齐赵，这段壮游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，也孕育了其早期诗歌中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豪迈气概。
杜甫的仕途生涯却充满坎坷与失意。他怀抱着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儒家政治理想，数次参加科举却均告落第。中年以后，他客居长安十年，困顿潦倒，过着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的屈辱生活，这使他深刻体察到社会底层的艰辛与不公。安史之乱的爆发，彻底击碎了盛唐的幻梦，也将杜甫的个人命运抛入战乱流离的漩涡。他携家逃难，一度被叛军俘获，后又冒死投奔肃宗朝廷，担任左拾遗的微职。不久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，被贬华州。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，是其创作发生关键转变的时期。
弃官之后，杜甫开始了人生最后十余年漂泊西南的生涯。他辗转于秦州、同谷，最终在友人严武的帮助下，于成都浣花溪畔筑起草堂，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光。严武去世后，他再度漂泊于夔州、岳阳、潭州等地，最终病逝于湘江舟中。西南漂泊时期，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高峰，其作品数量与质量均达至巅峰。无论是《秋兴八首》的苍茫深邃，《登高》的悲慨沉郁，还是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对民间疾苦的精准刻画，都达到了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化境。
杜甫诗歌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深广的人民性与史诗性。他将个人的穷愁潦倒与家国的崩解离乱融为一体，将儒家仁爱精神化为对普通民众命运的深切悲悯。他的笔触既描绘了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尖锐对立，也记录了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的乱世亲情。在艺术上，他各体兼擅，尤其将律诗推向严谨精工的新高度，且内容无所不包，真正做到了“以诗为史”。
杜甫的一生，是理想与现实剧烈冲突的一生，是个人苦难与时代苦难深刻交织的一生。他的生命轨迹，从一个侧面映照出大唐盛世崩塌的悲剧历程。其诗歌超越了个人的哀叹，升华为对生命、历史与道德的永恒叩问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宝库中最为厚重的遗产之一。读懂杜甫，便是读懂一种深植于苦难却始终仰望星空的坚韧人格，理解一份对苍生社稷永不熄灭的炽热情怀。
